今年，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，也是中山大学医科办学160周年、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建院191周年。11月9日，围绕嘉约翰及其232封亲笔信函，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在北院区博济楼大礼堂举办“嘉约翰与博济医院专题书信展”启动仪式。
嘉约翰（John Glasgow Kerr），自1855年起担任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第二任院长，1866年创办博济医学堂，亲历并推动了近代西医在中国落地启始的历程，是近代西医本土化、中国现代医学发轫的重要开拓者。
出席本次仪式的有嘉约翰后人，省市卫健委、基金会与协会、中山大学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，中山大学相关专家学者，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班子成员及教职工、退休老同志和学生代表。此外，嘉约翰学生代表、著名医生池耀廷的后人受邀参加。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党委书记杨建林，嘉约翰后人威廉·艾伦·托伊特（William Allen Thoet），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、副主任汪洪滨，中山大学副校长刘济科，广东省医院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兰平先后致辞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吴义雄作专题报告。
“嘉约翰与博济医院专题书信展”为期一个月。一封写于1863年12月4日清晨的家书中，嘉约翰提到“新近接诊一名结石患者需要定制专用器械”，嘱托妻子从香港寄来一箱膀胱结石手术器械，并特意交代“钥匙随信附上”。器械、病人、接诊，医院物资的具体流转尽数体现。这也是整个展览中，筹备新院建设线索最为具象的一封“建院信”。
1855年5月，嘉约翰刚刚接办眼科医局。然而1856年12月，十三行商馆区起火，眼科医局焚毁。1866年秋，博济医院新院落成，其中的博济医学堂正是中国近代西医教育的肇始之地。
新院落成前十日，忙碌的嘉约翰在信中写下日常。这一日，他的多数时光都耗在新院营建上，在前院铺石径、平整填土，清点整理药品，反复斟酌博济医院内部的布局。
新院落成之后，博济医学堂的教学逐步展开。早在1865年，嘉约翰已正式开设医学课程。1869年，课程体系已涵盖解剖、生理、化学、实用医学与药物学，教材大多由嘉约翰亲手翻译。他没有照搬西方课堂，而是在广州的病床旁、实验桌前将西医教育逐步落地。
1866年8月3日，嘉约翰在信中记下早期幻灯片投影设备“魔灯”的使用场景，还记录了当日的一台微小异物取出手术，一位学生在旁观摩。使用“魔灯”进行医学知识讲学，正是现代影像教学手段的“雏形”；而手术台旁的观摩同样构成了临床带教的基本形态。
这场探索持续了十余年。1880年12月14日至18日的长信中，嘉约翰记录了课上开展氧气、氮气的演示实验场景。从早期的光影展示到系统的化学演示，博济医院的教学手段随着课程体系的完善而逐步丰富。
展厅中的展板上孙中山先生的求学经历诠释了博济医院的教学模式。1886年，他以“逸仙”之名进入博济医学堂，求学期间曾向嘉约翰提出撤去课堂中男女同学之间的帷幔、准予男生参加妇产科实习，两项提议皆被接受。孙中山后来在自传中写道“以医术为入世之媒”，正是得益于将医学知识与现实社会相连接的教育理念。
（中国日报社广东记者站 记者：李文芳 实习生：李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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